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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从《左编》《右编》看唐顺之的历史编纂学
来源:《史学史研究》 作者: 发布时间:2021/4/29 点击次数:175  字体【

  摘要:唐顺之的主要史学代表作是《左编》和《右编》。《左编》主要编录历代君臣事迹,在编纂体例的设计上独具匠心,对相关史料有目的地进行取舍剪裁。在记事的同时,往往还加以评论,或引他人之评论,或直抒胸臆。在人物的分类上,使圣贤与昏庸、忠与奸、贤与不肖,泾渭分明,起到了寓褒贬于分类之中的作用。《右编》虽属诏令奏议类的抄纂,但紧紧围绕经世资治这一主题精心设计体例,认真筛选材料。两书编纂带有鲜明的以史经世的色彩,但也存在体例不纯,分类混乱,剪裁失当,人物各传记比例失调等缺失。
  关键词:唐顺之;《左编》;《右编》;历史编纂学;
  作者简介:杨绪敏,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唐顺之在编纂史书时之所以分为《左》《右》两编,是本着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义。唐代刘知幾在《史通·载言》中就曾批评《史记》《汉书》在一些人物传记中“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因此主张“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受此影响,后世陆续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编著。唐氏将相关人物的事迹和言论分别编为《左编》和《右编》,显然也受此启迪。而编纂两书的基本动机是希望通过对历史人物事迹、言论的剪裁和分类,总结历史上兴衰治乱的原因,以达到以史经世的目的。对于唐顺之的史学成就,以往学者关注不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涉及其史学成就。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其史学代表作《左编》和《右编》的编纂动机、体例、内容的分析,总结其历史编纂学的特点及缺失,从而客观地评价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
  一
  《左编》初名《史大纪》,后更名《历代史纂左编》。此书前后编纂20余年,凡七易稿而始成。以历代正史所载君臣事迹为主,参以其他记载纂集成编。分为君、相、名臣、谋臣、将、后、公主、戚、储、宗、宦、倖、奸、篡、乱、莽、夷、儒、隐逸、独行、烈妇、方技、释、道凡24门类,142卷。唐氏原打算编纂到“夷”为止,后考虑到“师儒、隐逸、方技、巫史与夫二氏(释、道)者流亦皆所以羽翼左右,为有国者之不可缺,则毕採录焉。”为何补充这些内容?唐氏对此作了解释:“师儒何与于治典也?君与相与将行之师儒讲而明之,故云师道立则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师儒之系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学》诸传为《诸儒传》。”“隐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则深处岩壑而龙光于朝,英主亦往往尊礼其人以风世,所谓以无用为用也……故纂《隐逸传》”。“至于前史有方技传,盖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历、医药、百工皆有国者之不可缺……故纂《方技传》。”“三代而下,儒术与二氏(释、道)相晟衰,亦世道之变也。马迁传老子,范史始纪西域沙门。夫二氏之书五千余卷,其说侈矣,则其人不可以无纪也。且以观儒术之盛衰焉,纂《二氏传》。”可见《左编》的编纂是分两个阶段完成的。
  全书各部分记事起讫各不相同。“君”的部分主要记载西汉、东汉、唐、宋四朝君主事迹。唐氏为何仅取这四朝君主事迹呢?王畿在“凡例”中说的很明白:“纂汉、唐、宋之君者何?重正统也。魏与南北朝,篡也;吴、蜀,镇也;五胡、辽、金,夷也;秦系列国,亦镇也;隋系外戚,亦篡也;元系狄,亦夷也。纂各从其类也。”比如在卷82至卷87中,把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及其子孙均归于“篡”类。而“相”“名臣”“谋臣”“将”“后”“公主”“戚”“储”等部分,则起自先秦,止于元朝。所载人物事迹,则涵盖先秦、西汉、东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等各朝。
  《左编》在编纂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的照抄诸史,而是围绕“治法”这条主线来选材。唐氏自称:“《左编》者,为治法而纂也。非关于治者勿录也。”正如王畿所云:“吾友荆川子乃取历代诸史纂其有关于治者,分为若干类,间次错陈,披抹点窜,比事以联……其无关于治者尽削弗录,不以为寡。其尤有关于治者,旁取诸家百氏、稗官野史,蒐罗缀辑,类以属之,不以为赘。其有一行一节之奇足以为劝,亦录而存之,不以为琐。噫,可谓备矣。”
  在人物事迹的选录上,有所侧重而不平均用力。比如关于“君”的事迹记载,“详于开创之君,略于守成之君。”如卷1仅记汉高祖一人事迹,卷2在惠帝名下,却附录文、武、昭、宣、元、成、哀、平诸帝事迹,而在诸帝纪中,又以文帝纪篇幅最长,而景帝纪不到20字。其他诸帝纪记载也较为简略。再如卷4记唐高祖一人事迹,而卷5则兼记从唐太宗到昭宗凡19位君主事迹。在其他各类人物传记中,也多有侧重,或一人专传,或数人合传。
  在记事的过程中,往往夹叙夹议,借引他人之评论,或直抒胸臆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左编》不同于一般抄纂的重要特点。如在汉文、景二纪后,唐氏引宋代胡寅的评论称:“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人,无事则谦抑如不能,有事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揣慄失措,其大致悬绝如此。而又以无宠废正后,而夫妻之道薄;以无罪废太子,而父子之恩暌;过爱梁王,轻许传位,而兄弟之好不终;信馋用僭,绌申屠嘉,戮晁错,杀周亚夫,而君臣之义乖缺。其视文帝益相辽矣。独节俭爱民一事,克遵前业耳。夫岂可与成、康同得美称哉?”显然,他并不赞同“文景之治”的说法,认为汉景帝根本无法与文帝相提并论。又如在汉武帝纪中,他首先肯定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的作为,称其“是以兴造功业,后世莫及。”同时批评其不能纳谏,微行射猎,大兴土木,对外穷兵黩武,屡易丞相,“五十四年之间而为相者十有三人。一言寤意,即加超擢,少有罪戾,大者腰斩,小者狱诛,而被杀者凡五。”同时将汉武帝与秦始皇进行了比较,分析为何秦亡而汉不亡。他指出:“武帝之所为,大抵锺秦之覆辙而亲履之。盐铁、榷酤即秦之头会箕敛也;监临部主,即秦之参夷相望也;骠骑、贰师即秦之穷兵黩武也;文成(李少翁)五利(栾大),即秦之方丈、蓬莱也;千门万户,即秦之宫室也;酒池肉林,即秦之游宴也;诛戾太子即秦之杀扶苏也。夫如是奚而不丧?曰秦用商鞅积刑罚而高、文以来积宽仁,本不同一也;二世增始皇之过而孝昭改武帝之失,末不同二也;秦皇蔽塞下情,而武帝疏通言路,轮台一诏,处世曲折无不周矣;秦皇焚书坑儒,而武帝好贤不倦,虽用非真才而皆足办事,其所以为治之不同三也。又况盗贼满山,终无豪傑,横敛四出,不增正赋,其异于秦多矣,夫如是奚以丧?”这个评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再如在卷7“相一”诸葛亮传中不仅收录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而且编者也发表了评论,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又称其:“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个评论既充分肯定其为相之长处,同时也指出其不善应变之不足。
  又如在卷5唐玄宗纪中对玄宗后期的昏庸和荒淫也加以评论,称:“天宝以降,志欲既满,侈心乃生。忠直浸疏,馋谀並进。昔者图无逸,今者图山水。昔也焚锦绣,今也供织锦。昔也天枢石室之室毁,今也金仙玉真之役兴。嬖妃子而饮鸩以为甘,宠胡雏儿养虎以为玩。昵其所可爱,忘其所可戒。痈疽结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篱而不知。一旦势阑运去,兵起边隅,腥膻污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舆播迁,生民涂炭,使数百年间,干戈烂漫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无罪,一日杀之(指杀太子璞、鄂王瑶、光王琚),而父子之恩乖。十年子妇,一朝夺之(指杨玉环原为寿王妃,后为玄宗贵妃),而夫妇之伦乱。罢张九龄相,李林甫杀周子谅,而君臣之义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纲也。三纲绝矣,其能有天下乎?至于久任边将而贻唐世藩镇之祸,用高力士而贻唐世宦官之祸,开两鉅釁,迄以亡唐,可叹矣。”这种夹叙夹议,显然借鉴了旧史中的“论赞”的形式,充实了新的内容,表明了自己的见解,避免了照抄旧史而不知变更的弊端。
  《左编》编纂另一个特点是“寓褒贬于分类之中。”比如在“相”的部分,他又把相分为“开创之相”“中兴之相”“守成之相”“被难之相”,对此王畿指出:“才之所用有小大,君之所任有浅深,时之所遭有常变,而要其业之所就卓乎皆有足观者。”可见其入选相的标准重在业绩突出,而不在于才能的大小。在“名臣”部分,又将名臣分为“节义”“正直”“刑赋”“循良”“能吏”凡五类。王畿认为:“此皆扶植治体纲维、治法,宇宙间不可一日无之也。夫节义、正直。治体之基;刑赋、循能,治法之干。基巩则浑厚之体成,干立则精明之绩著。治之全也。”另设“谋臣”一类,“自汉留侯而下凡若干人,纵闭翕张,倚伏变化,谋之臧否,言若人殊,要皆得于阴符之髓,所谓窃弄造化者也。”在“将”的部分,又分为“开创之将”“平乱之将”“分镇之将”“御夷之将”凡四类。在“后”的部分,又把“后”分为“贤”“篡弑”“妒悍”“亡国”“废立”“专制”“被难”凡七类。“戚”则主要载录外戚之事,外戚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间有贤者怀托旧恩,不敢纵恣,兢兢自持,得以保全,其身家幸矣。若夫假窃主威,以行其篡夺之计,不至于流窜诛灭,特需时耳。”“储”则主要载录太子之事。“储为天下之本,不可无素教豫养之术。”强调对太子的教化和引导。“宗”则载录古之同姓诸侯、后世宗室之事。宗室有贤与不肖之分,“自汉以下之宗室,其贤而有礼如刘章、刘德、刘向、刘仓、司马承、李石、赵汝愚辈能几人哉?夫以可为之材智,凭挟抗之势,而乘之于不肖之心,宠之过则为恶、为乱、为擅权、为篡继。”“宦”则载录宦官事迹。提醒统治者对宦官要“慎选师模朝夕以训迪之,择其左右常侍之可以言者,开其是非之本心,使脱然知安分之为利而擅逆之为害。”“幸”则载录佞幸之事。王畿称:“历观汉、唐、宋幸佞之臣,重有感焉。人情之好必有所溺,则因其所好而投之,况人君之情投之者众。或以嬖,或以榷,或以方术,或以声玩,事虽不同,一有所溺。其为丧善均也。故古之贤君,慎选缀衣常侍,谆谆于暬御之箴,其虑远矣。”在“奸”的部分,把奸臣分为七类:“有深谋秘计,移人之祚于衽席之间者;有奉迎主上之恶,以至于丧乱者;有窃主上之威福,而私便其身图者;有志于私交,希宠以妨嫡嗣者;有导主上以侈,而竭民之财者;有导主上以暴,而戗民之命者;有视君为奇货,挈以授人而阴享其利者。”“篡”则载录逆臣篡弑之事。“乱”则载录诸如董卓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提醒统治者:“乱之生必有所从,始兆于微而成于著。盖由上下溺于晏安,互为蒙蔽,小盗不缉,驯至于大。或藉奸妖,或假符命,跨都越郡,充斥郊畿,卒至于蔓延而不可救,譬诸水火不能塞于涓涓熄于星星,及其燎原赴海之势已成,乃欲从而遏灭之不可得已。”“莽”则载录陈涉、项羽、李密、张角、黄巢等造反、起义领袖事迹。“镇”则载录诸侯、藩镇之事。尤其注重载录唐后期藩镇之乱。正如王畿所指出:“粤自唐室中衰,德威不竞,世主务为姑息,偷取一时之安。凡节度使易置,委使境上,狥之行伍而授以节钺,八柄(指国君驾驭诸侯八法:爵、禄、废、置、生、杀、予、夺)遂移于下。至使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不为不治其罪,因以其位畀之,甚至诸镇连结以拒朝命,莫敢谁何。积衰之弊至此势若不复可为矣。”“夷”则载录周边各族及诸国之事。后又续纂“儒”“隐逸”“独行”“烈妇”“方技”“释”“道”各类。
  总之,唐顺之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选录各类人物按照自己设计的体例加以编纂,是有其深意的。这种细致的分类,使圣贤与昏庸、忠与奸、贤与不肖,泾渭分明,起到了寓褒贬于分类之中的作用。
  《左编》编纂最大的特点是带有鲜明的以史经世的色彩。王畿所云:“治必有法,如方圆之于规矩,平直之于准绳,断断乎不可以无者也。时有古今,而治乘之治有因革,而法纪之道则贯乎治法以趋乎时者也。”同时代学者胡松评论称:“荆川唐子资材卓荦,学问闳奥,寔有志古名宰、良将之业。他日读史,病今昔将相经营之迹错出散见,罔以征稽考镜,乃取汉史而下诸书,旁及稗官野乘若诸大家文集、百氏传记,网罗蒐猎,贯穿属比。人以类分,事从人系,直迄金、元而止。盖宇宙上下数千百年成败利钝、治乱兴衰、是非得失之迹,烂然目睫,无烦氾览。”王畿也称其:“上下二千余年世运之兴衰,人才之淑慝,民命之休戚,地形之险易利害,历历如指诸掌,不烦探索而得,其用心亦良苦哉。”
  长期以来,人们论及明代的学风往往以“空谈性命”“空言义理”“空疏浮泛”以概括。比如明末陈子龙曾批评一些“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而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之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实际上,早在明朝中期,一些学者针对“空谈误国”就身体力行地倡导经世致用,唐顺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
  《右编》是《左编》的姊妹篇。它的编纂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据叶向高所云:“我明文皇帝尝命儒臣辑历代名臣奏议,因谕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纳善言,臣能尽言不隐,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乱兴衰之故,尽于是矣。”此前黄训于嘉靖二十年辑录了从洪武到嘉靖九朝(缺建文一朝)名臣的经世之言,成《皇明名臣经济录》52卷。与黄氏不同的是,《右编》不限于皇明一朝,而是编录了历代名臣的奏疏和论说。《皇明名臣经济录》分为开国、保治、内阁、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门类,基本按照中央机构设置及其职责而分类,而《右编》则兼以人物和机构以分类,分为治总、君、相、将、后、储、宗、主、戚、宦、倖、奸、乱、镇、夷、吏、户、礼、兵、刑、工凡21门类,共40卷。除增加“六部”各部门类外,其余分类与《左编》前面部分基本相同。
  《右编》在编纂时紧紧围绕经世资治这一主题,有针对性地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辑录有资于治道的言论。这是需要有博览群书的功底和分辨别择能力的。正如叶向高所云:“上下二三千年间,公车之牍至不胜载,然言之而传,传之而收于兹编者,仅仅如许,顾不难哉。”也如朱国祯所云:“上下二三千年,其人其言至不可枚举。荆川先生部分裁剪,辑《右编》一书,以资经世之局。”
  《右编》在载录历代名臣、政论家的言论时,既有从宏观上论述治国理政的理念,又有针对不同阶层人物和机构的议论。比如卷1至4“治总”部分主要收录西汉、东汉、唐、宋一些名臣、名儒、政论家的奏疏和论说。这些奏疏和论说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或总结前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告诫统治者要轻徭薄赋、废除严刑苛法,缓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或告诫统治者要居安思危,勿炫兵黩武、穷奢极欲;或告诫统治者要善于用人和纳谏,加强吏治和对臣民的教化,移风易俗;或力劝统治者勿故步自封,要变法图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余各部分则收录始自先秦,讫于元朝历朝臣僚的奏疏和论说,分别针对上自君、相、将、后、储、宗、主、戚、宦、倖、奸等统治阶层的各色人物和中央权力机构,下至乱臣贼子作乱、农民起义、周边少数民族等。通过辑录这些奏疏和论说来总结历史上兴衰治乱的原因,探究拯救国运衰败的良方。
  《右编》在编纂时,特别针对不同阶层人物的特点,有侧重地选取相关资料放在不同的类别中。如卷5至卷7“君”的部分收录历代名臣和学者劝君“修德”(卷5“君一”)、“务学”(卷6“君二”)、“求言”(卷7“君三”)凡三部分。其中“修德”部分收录有司马相如上汉武帝的《谏猎书》、谷勇上汉成帝的《谏微行宴饮》、魏徵上唐太宗的《论格猛兽表》、司马光上宋仁宗的《论人君仁明武三德》等。在“务学”部分收录有孙觉上宋神宗的《论知人在务学》、程颢上宋哲宗的《论辨延和讲读不可》、朱熹上宋宁宗的《论帝王之学》等。在“求言”部分收录有陆贽上唐德宗的《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司马光上宋英宗的《乞令朝臣转对》和上宋神宗的《乞施行封事》、真德秀上宋宁宗的《乞开言路》等。在卷8“相”的部分又分为“相道”和“任相”两部分。“相道”主要论述为相之道。如收录有陆贽上唐德宗的《论辅臣不当受诸道馈遗》、马遵上宋仁宗的《论谏诤乃大臣之任》等。“任相”主要论如何任用宰相及宰相的职责。如收录有刘洎上唐太宗的《论左右丞相宜特加精简》、富弼上宋仁宗的《乞令宰相兼枢密使》和上宋神宗的《论除拜大臣当密》、上官均上宋哲宗的《论宰相不当关决细务》等。卷9“将”的部分又分为“为将”和“用将”两部分。“为将”主要论为将的修养、治军和用兵。如收录有孙何上宋真宗的《论儒将》、周南上宋光宗的《兵论论贤将》等。“用将”则主要论君主任用将领需要注意的问题,收录有岑文本上唐太宗的《论保全将帅》、文彦博上宋仁宗的《论将权不可不专》、任伯雨上宋钦宗的《论西北帅不可用武人》、李光上宋高宗的《论任将》等。卷10“后”,又分“立废”和“权宠”两类。“立废”中收录大臣关于后妃或立或废的谏言。如刘辅上汉成帝的《谏立赵皇后》、来济上唐高宗的《谏立武氏为后》;“权宠”主要收录关于受宠后妃擅权的谏言。如谯玄上汉成帝《谏专宠书》、桓彦范上唐中宗的《谏皇后韦氏预政》、司马光上宋仁宗的《论后妃封赠劄子》等。卷11“储”又分“建立”“谕教”“孝事”等类。收录如李绛上唐宪宗的《请册立太子》、韩琦上宋仁宗的《论建储》、班彪上光武帝的《论东宫师保书》、陈公辅上宋钦宗的《乞迎奉上皇驾笃其孝心》等。卷12“宗”,分为“封国”“贤宗”“强宗”三类,收录如贾谊上汉文帝的《请封建子弟疏》、苏轼上宋哲宗的《言宗室令畤之贤宜擢用》、邹阳上汉文帝的《谏吴王书》等。卷13“主”,分为“公主”和“驸马”两类。收录如辛替否上唐中宗的《论安乐公主滥封营建》、司马光上宋仁宗的《论驸马都尉李玮出知卫州状》等。卷14“戚”,分为“后族”“诸姻”两类。收录如张敞上汉宣帝的《论霍氏封事》、何郯上宋仁宗的《论连姻臣僚不得除授要任》等。卷15“宦”主要收录如何任用宦官的谏言,如李斯上秦二世的《谏用赵高》、张方平上宋仁宗的《宦官论》、范祖禹上宋哲宗的《论宦官劄子》等。卷16“幸”,分“宠幸”和“佞幸”两类。收录如鲍宣上汉哀帝的《论董贤书》、孙觉上宋仁宗的《论用人当远佞人》等。卷17至卷18“奸”分为“权恶”和“朋党”两类。收录如陆贽上唐德宗的《论裴延龄奸蠹》、裴度上唐穆宗的《论请不用奸党表》等。卷19至卷20“乱”分为“逆恶”和“盗贼”两类。“逆恶”中的奏疏和论说涉及到秦项之争、诸吕之乱、安史之乱等。如收有建宁王倓上唐玄宗的《禄山乱说太子》、李纲上宋高宗的《张邦昌乱议僭逆》等。“盗贼”中主要收录有关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的奏疏和论说。如陈忠上汉安帝的《弭盗疏》、苏轼上宋英宗的《论京东盗贼》等。卷21至卷23“镇”,主要收录有关边镇、要郡的设立、建设和管理,以及如何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相关奏疏和论说。如崔融上武后的《论安西四镇不可废》、司马光上宋仁宗的《论除镇兵之权》等。卷24至卷28“夷”分别收录有关东夷、南蛮、西戎、吐蕃、西夏、北虏、金虏、胡元等周边少数民族的奏疏和论说。卷29至卷40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收录的奏疏和论说内容非常丰富。“吏”涉及到官吏的除授、荐举、辞免、考课等。“户”涉及到田赋、课税、赈恤、榷货、内帑、财用等。“礼”涉及到郊庙、籍田、丧葬、封号、乐律、祥异、贡举、学校、艺术、方外等。“兵”涉及到宿卫、乡兵、养兵、屯戍、兵器、用兵、兵食、赏功等。“刑”涉及到刑法、慎刑、讼狱、赦宥等。“工”涉及到营建、屯田、治河等。由此可见,该书门类子目清晰,所选资料精到而详尽。这种分类并非仅仅是为了阅读者查找之便利,而是有针对性的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同时也含有寓褒贬于分类之中的意思。正如叶向高所指出的:“盖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分门别类便于寻览已也。”
  唐顺之把《右编》看作是棋局上的棋谱。认为:“古今宇宙一大棋局也。天时有从逆,地理有险易,人情有爱恶,机事有利害,皆棋局所载也。”而“奏议者,奕之谱也……余之纂《右编》特以为谱之不可废而已。”他把各种奏议、论说当成是古今天下棋局中使用的棋谱,后人从中可以汲取各种治国的方略和方法。叶向高对此评价称:“兹编网罗既广,澄汰复精,征事则得失具存,辨人则忠佞如见,至于上关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雌黄,尤深致意。盖微独皂囊封事,当奉为准绳,即以备黼座之箴规,勒千秋之鉴戒,无所不可说者。”刘曰宁也云:“前车不远,覆车继轨,是故兵之图、奕之谱、医之方,治乱之鉴,自三五而还,岂能有违之者否邪?”朱国祯则称《右编》“最详于唐宋,而宋家回伏朽蠹之状,尤与国朝相近,不可不细读。嗟乎,事出料外,理在圜中,神明濬于巧心,变化因乎方荣。偕先民之班班者坐而收之,不出户知天下,其视空谈勦说白首穷年而无当实用者竟何如也?”唐氏曾对其学生说:“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次之诸史,可以见古人经纶之迹,又次则载诸世务可为应用资者。”由此可见,唐顺之编纂《左编》《右编》是带着强烈的以史经世的目的而为之。面对当时内忧外患、国运衰颓,作为朝廷官员和学者的他力图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达到拯救国运的目的。焦竑曾批评当时一些学者“能读书矣,乃疲精力于雕虫篆刻之间,而所当留意者或束书而不观。亦不善读书之过矣。”认为“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以合变,非经世也。”唐顺之不愧是一个善读书者,他在研经治史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当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
  三
  由于《左编》《右编》涉及面广且卷帙宏大,因此在编纂和后人增补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以《左编》问题尤为突出。
  一、体例不纯,选材不慎,两书编纂缺少彼此照应。首先是界域不分,编纂混乱。比如在《左编》“君”“相”中却附录一般大臣事迹。如卷1“汉高祖”中附录有田儋、彭越、黥布、卢绾、陈豨、吴芮的事迹。卷3“光武”中附录隗嚣、公孙述事迹。卷6“宋太祖”中附录李筠、李重进的事迹。又如在卷8“相一”诸葛附传中记录张温、法正、关羽、孟达等24人事迹。再如卷56“后之二”唐武后传中附录吉顼传记。其次是记事和记言混杂。唐氏本意是以《左编》记事,以《右编》记言。结果在一些人物传记中,仍然收有相关人物的奏疏。如《左编》卷78宋曾布传后附录陈次升的上疏。再如《左编》卷7诸葛亮传中就收录其“出师表”,而在《右编》卷19“乱一”中又增补了前后《出师表》。《左编》卷18“相”魏征传中,收录其“十思疏”,在《右编》卷2“治总二”中,又补录了魏征的“十思疏”。显然在编纂的过程中,两书缺少必要的照应。
  需要指出的是,《右编》原属唐顺之未定稿,万历中,焦竑得其残本,南京国子监祭酒刘曰宁等仿效《左编》义例,补其遗漏,才形成较为完整的定本。其中补充的篇目不一定能代表唐顺之的旨意。正如四库馆臣所云:“然其中所补之文,如司马师《上高贵乡公劝学书》、李斯《谏秦王逐客书》及唐武后时诸臣所上书,多以辞藻见收,恐非顺之本意……盖明自万历以后,国运既颓,士风亦佻,凡所著述,率窃据前人旧帙,而以私智变乱之。曰宁等之补此书,亦其一也。”
  二、《左编》各篇卷帙比例失调,在材料的取舍上,有的地方显得过于随意。比如在卷2“君”汉文帝纪中以很长篇幅记载其事迹,而在汉景帝纪中,只有“景帝启,文帝太子也,在位十六年,寿四十八”寥寥17字。接下来就是引用班固和胡寅的评价。而政治影响力远逊于景帝的哀帝、平帝纪也比景帝纪文字多了很多。再如卷11兼记唐朱敬则、李昭德、娄师德、狄仁杰、张柬之、房绾凡六人事迹,而卷13至卷14用两卷的篇幅分上下两部分专记宋李纲事迹。由此造成各篇比例失调。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是由于全书篇幅很大,在抄纂中顾此失彼,在所难免。二是有些内容并非全出自唐氏之手。茅坤在《稗编序》中曾指出:“一切出于故本,幅裁句裂,甚且字飣而非由公之手自摹画者,故其书多讹与复而无次也已。”此说虽针对《稗编》,但也道出了其他各编在编纂过程中存在的同样问题。
  三、《左编》存在人物遗漏及分类不当的问题。正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如君纪只列汉、唐、宋三朝,偏安者皆不得与,而隗嚣、公孙述、李筠、李重进诸人乃反附入。于历代宦官酷吏叙之极详,固将以垂鉴戒,而唐之杨复恭、来俊臣、周兴等尤为元恶巨憝,乃反见遗。又以房绾为中兴之相(按:房绾在安史之乱中被肃宗委以平叛重任,但其喜好空谈,用人失误,在陈涛斜大败而归)、高胼为平乱之将(按:高胼在《新唐书》中被列入”叛逆列传“),褒贬既已失平,以赫舍哩(按:为后金氏族部落)为人名,姓氏几于莫辨。其他妄为升降,颠倒乖错之处,不可胜言。”
  四、《左编》后续的内容偏离了编纂的主旨。唐氏原打算编纂至“夷”为止,他自称:“关于治者,则妃后、外戚、储宗、宦倖、奸篡、方镇、夷狄、草莽之乱,而总之将与相,而总之君,亦云备矣。”既然自称已经完备,后面又增加“儒”“隐逸”“独行”“烈妇”“方技”“释”“道”各类,虽然唐氏为此作了说明,认为这些内容“羽翼左右,为有国者之不可缺。”但实际上这些后增加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偏离“为治法而纂”的主旨。这大概是唐氏一味追求大而全造成的。
  总而言之,唐顺之编纂《左编》《右编》完全是出于以史经世的目的。两书具有分类细致、精心筛选材料、寓褒贬于分类之中等特点。但由于其篇幅太大,也存在体例不纯、分类混乱、剪裁失当,人物各传记比例失调等缺失。但毕竟瑕不掩瑜,两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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