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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
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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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


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


  戊戌变法发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在这一年发生的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积极支持的政治运动就被称为戊戌变法。它是一次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因此,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它距离今天已有105年,但是,它的历史经验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一)戊戌变法始末
-、改良思潮的兴起
  戊戌变法之前,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兴办工厂,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式海军,以新式武器装备陆军,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巩固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这一运动历史上称为洋务运动(自强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由于中西交往的发生、发展,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出洋留学或出使,对西方社会制度、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发现,“夷人”的长处不仅在工艺、技术层面,其文教、政治也颇有可以效法之处,因此,主张在保存中国传统君主政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部分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其代表人有,如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活动年代较早,被称为早期改良主义者。但是,他们还只是零散的个人,改良思想还处在萌芽阶段,还不很明确,不很成熟,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进入现实政治领域,没有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清廷败在一个后起的岛国手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实,激起中国人的“普天忠愤”,也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反思。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士庶百姓,举凡了解这次战争结果的人几乎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中国必须发奋图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文武大小官员,“自今以后,深省愆尤,痛除积弊,咸知练兵、筹饷为今日当务之急,切实振兴,一新气象,不可因循废弛,再蹈前辙。”谕文所述“练兵、筹饷”两项急务并无新意,但“切实振兴”云云,却显示出这位皇帝确实想有所作为。应该说,光绪帝的这道上谕代表了统治层的普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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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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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渴望变革的社会成员中间,有部分受“西学”影响较多的爱国知识分子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洋务”办了多年,却经不起日本人的“一击”?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变法更张”,弃旧图新?这部分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为一个政治派别,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具有一定的群众性,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气候。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严复,。
  康有为 (1858-1927),广东南海人。早年接受传统儒学。光绪五年(1879年)“由阳明学以入佛学”。同年,读到当时人所编《西国近事汇编》、《环球地球新录》等书,对西方粗有所知。接着,游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自此,立意讲求西学。光绪八年(1882年)秋,康有为到上海,大量购置江南制造总局所译西书,订阅英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所编《万国公报》,思想日新。
  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之间,康有为写成《康子内外篇》,预言百年之后,世界将有三变:“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在此前后,他还运用生吞活剥得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写成《实理公法全书》,论证“天地生人,本来平等”,并据此设计出一系列制度,成为他后来撰写《大同书》的草图。光绪十六年(1890年),康有为在广州会晤推崇《公羊春秋》的今文经学家廖平,接受今文经的“三统说”,与“三世说”,用以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自此,康有为以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新思想就批上了中国古老学说的外衣
  梁启超(1837-1927),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次年到北京会试落第,归途中在上海购得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同时见到上海制造局所译西书,为喜好西学之始。回广州后,慕名投到康有为门下。自此,梁即成为康有为变法活动中的得力助手。梁启超呼吁清朝统治者掌握时机,自动变法。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亲谭继洵,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幼年师事欧阳中鹄,喜读王夫之著作;后来漫游各地,广泛了解中国社会。中法战后发奋钻研西学。甲午战后立志变法,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同年在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组织算学社。他吸收西学,融合佛学、儒学,写成《仁学》一书,将“仁”视为天地万物之源,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只是由于“办事”需要,才“共举一民为君”;倘若“君”不能为民“办事”,自然可以“共废之”。他猛烈抨击儒学所鼓吹的三纲五常的“惨祸烈毒”,声言“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在谭嗣同看来,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大盗”之政,学术均为荀子的“乡愿”之学,不仅“制人之身”,而且“制人之心”。他号召人们“冲决网罗”,甚至赞美“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
  严复(1854-1921),字幼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初入福州船政学堂,后被选送英国海军大学学习。光绪五年(1879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要求变革。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一日,与夏曾佑共同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
  严复长期留学英国,西学造诣远远超过康、梁等人。他在《救亡决论》中称,当时的西方全面胜过中国,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以西学为要图”,“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在《辟韩》一文中,他以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批判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君与民本是根据“通功易事”原则确定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因此,人民乃是“天下之真主”。严复特别歌颂西方的自由观念,《原强》一文称:“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但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尚未具备自治能力,因此急务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他在理论上虽然急进,而在行动上则主张渐进。
  甲午战败后,严复愤而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易名《天演论》。严复在该书按语中,突出宣扬“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思想,呼吁国人奋起救亡,争取民族生存的权利,宛如警钟号角,广泛地影响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一代中国人。其后,严复又陆续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他是戊戌前后翻译西学著作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人。
  在上述四人中,梁启超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他主要是宣传老师的主张;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家。潭嗣同的思想最激烈,但尚不为人所知;严复对西学所知最深,其天演论影响巨大,但是,他较少参加政治活动。指导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康有为。
  康、梁、谭、严之外,也还活跃着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如陈虬、陈炽、宋恕、何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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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良派的活动方式:
  1.上书请愿。
  第一次上书。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康有为有感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的状况,写成《上光绪皇帝书》,请求翁同龢、徐桐等人代奏。书中,康有为痛陈列强侵逼,中国如“累卵之危”,要求清廷“讲求变法”,但翁、徐都不见。
  第二次上书(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乘入京会试机会,于四月初八日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汉制,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者入京,因此这次上书通称“公车上书”。书中,康有为等提出“权宜应敌之谋”三条:“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同时提出“富国”、“养民”、“教民”等“立国自强之策”。康有为特别提出,中国贫弱的最大根源在于壅塞,以致君臣隔绝、官民隔绝。他要求颁行特诏,允许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的“方正直言之士”,“准其随时应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参预讨论内外兴革大事。这次上书,使变法从个人吁请发展为群体行动,是清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书上,都察院以清廷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为理由拒绝接受。
  第三次上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五月初六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皇帝,对公车上书进行补充。光绪帝见到后,命阁臣抄录四份副本,一份呈太后,一份存军机,发各省督抚将军讨论,一份留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备览。
  第四次上书。闰五月初八日。提出“立科以励智学”,“设议院以通下情”等主张,同时要求光绪帝“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聪”、“开府辟士”,做到“有情必通,有才必用”。但是,都察院、工部等衙门都不肯代呈。。
  第五次上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同年十一月,康有为鉴
  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赶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建议: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臣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警告皇帝说,如果依然故我,“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要求光绪帝将“国事付国会议行”,“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这道奏章,为工部尚书淞溎所阻,但却受到给事中高燮曾的重视,上疏推荐,要求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清制,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恭亲王奕訢据此反对,声称康有为是“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   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参加者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因在咸丰帝去世后,支持慈禧太后夺权有功,官至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大臣。他对康有为称:“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第二天,翁同龢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光绪帝再次表示要召见康有为,仍为恭亲王所阻。
  第六次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八日,康有为要求光绪帝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在这三项建议中,康有为最重视开制度局,其具体设计是: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以王大臣为总裁,相互平等,每日在宫中讨论旧制新政,何者当改,何者当增,由皇帝折衷一是,然后交由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施行。按照这一设计,就将重构清廷的权力分配,在皇帝周围形成一个新的决策机构,领导变法与改革,同时也将形成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的行政系统。为了扩大影响,造成声势,康有为先后为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等多人草拟了主题大体相同的奏折。
  康有为的奏折被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压了一个多月,在光绪帝的一再催问下,才于二月十九日上呈。光绪帝读到后,非常满意,命王大臣们“妥议具奏”,但没有下文。
  第七次上书。康有为完全寄希望于光绪帝,希望他以皇帝之尊打击旧派,支持变法。四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要求光绪帝将变法订为国策:“上告天祖,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而一人心”。
  康有为的七次上书向最高统治者陈述政见,引起光绪皇帝和清朝统治集团的注意,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2.创办报刊。康有为第四次上书被拒后,暂留京师。为了开通风气,进行舆论宣传,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二十七日创办《万国公报》,双日出版,遍送京师“士夫贵人”。每册载论文一篇,介绍世界各国的兵制、通商、学校、铁路、农学、工艺、报馆等方面的情况,大多出于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另一个弟子麦孟华之手。十一月初一日,为避免重名,将《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纪闻》仍为双日刊,内容有阁抄、照译路透电、选译西报、录各省报,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书籍等栏。
  上海有《强学报》与《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初一日,黄遵宪与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经理,邀梁启超为撰述。其后,由于梁启超文笔浅近,议论新颖,《时务报》出刊后,大受欢迎,销量迅速发展至万余份,“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湖南有《湘报》和《湘学新报》。
  《湘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五日。每日一张。由熊希龄倡办。熊与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等8人任董事,以唐才常为总撰述。陈宝箴拨款支持。该报大力介绍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宣传变法维新,尽力扩大读者层面,“使圆胪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成为与《时务报》并称的新派报纸。
  3.组织学会。七月十三日,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列名会籍或参加会务者有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袁世凯、徐世昌、杨锐以及张之洞之子张权等22人。其中有维新人士,也有帝党官僚。支持者则有翁同龢、孙家鼐、张荫桓、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以及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刘、张、王并各捐五千金。上海强学会。章程宣布在上海设总会,逐渐向各省发展
  强学会之后,旅京人士相继组织知耻学会(寿富等发起)、粤学会(康有为发起)、关学会(宋伯鲁等发起)闽学会(林旭等发起)、蜀学会(杨锐等发起)。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与御史李盛铎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章程称:“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其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先后成立。
  南学会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一日。设会之意,在于兼具学会与地方议会双重性质。会友分三种。一为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充任。二为讲论会友,以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三为通讯会友,凡远道寄函,讲求兴利除弊的的官绅士商均是。南学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演讲,其讲稿则发表于《湘报》。自成立之日起,有记录可查的演讲共13次。南学会成立后,浏阳、巴陵、沅州成立分会,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相继成立。
  4.创办学堂。时务学堂由陈宝箴倡办,以熊希龄为总理,延请梁启超等人为教习。(1897年)十一月初六日,学堂开学。梁启超采取“急进”办学方针,鼓励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常在课卷的批语中大力发挥民主思想。如:“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梁启超因病离湘。他在学堂担任教职的时间虽不长,但却迅速培养了一批年轻新锐。
  上海、天津、长沙之外、两广、澳门、陕西、四川也都是比较活跃的地区。澳门有梁启超、徐勤任撰述,康广仁任经理的《知新报》。陕西有刘古愚等组织的复邠学会及不定期出版的《时务斋随录》。四川有宋育仁等创办的《渝报》、蜀学会及《蜀学报》。温州有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杭州有陈虬、宋恕、章炳麟创办的《经世报》。无锡有裘廷梁的《无锡白话报》。据统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间,全国各地创办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共有三百多起。一时间,学会林立、报刊纷起,古老的中国出现了一批新事物,就像一座深闭多年的宅院,吹进了阵阵清新之风。
  上书,是维新派表达政治要求的主要方式。
  报纸,维新派的舆论工具
  学会,维新派的主要组织形式。
  学堂,维新派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
  这四个方面,大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少有或没有的新事物。有了这四个方面,维新派的活动逐渐具有规模,逐渐形成气候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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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
  保国会成立不久被劾使维新派再次处于不利局面,但是四月十日恭亲王弈訢的病故却使形势发生变化。奕訢于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免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职务,中日战争中被起用。他在教育、通商、修筑铁路,兴办机器工业、加强武备等方面支持改革,但是,反对削弱皇族权威,变更军机处等政权机构。他竭力阻拦光绪帝重用康有为,在临终前向慈禧太后泣诉翁同龢“心叵测”。他的去世,使康有为觉得少了一个障碍,光绪皇帝觉得少了一个掣肘的人,变法活动的锣鼓就敲打起来了。
  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变法至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发布翁同龢所拟《定国是诏》,声称“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基,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光绪帝发布这道诏书,就是将变法定为清廷国策了。
  自此,康或本人具名,或以他人名义,不断向光绪帝上折,提出具体的变法建议,光绪帝也几乎每天都发布上谕,推行新政,一时间似乎春风频拂,颇有阴霾顿扫,万物昭苏之概。
  1.文化教育改革。当年年初,光绪帝曾根据贵州学政严修奏请,决定设经济特科,以策论形式考选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六个方面的特殊人才,作为对传统科举考试的补充。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和本人的名义分别上折,痛陈八股之弊。光绪帝命军机大臣拟旨,刚毅认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光绪帝厉声责问道:“汝欲阻挠我耶?”刚毅要求请示慈禧。五月初二日,光绪帝得到慈禧同意。初四日,康有为再以徐致靖之名上折,要求光绪帝“勇断”。初五日,光绪帝降旨,自下科起改试策论。
  在要求废除八股的同时,维新派又积极要求创办新式学堂。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谕令创办京师大学堂。五月二十日,光绪帝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二十二日,康有为上折,要求将各省书院改为中学堂,乡邑淫祠改为小学堂,儿童六岁入学。同日,光绪帝再发上谕,命将各地书院分别改为新式学堂,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改为学堂,同时奖励民间捐资办学。其后,光绪帝又陆续下令,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茶务各类学堂。为了了解外情,取益外国富强经验,光绪帝命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将北京译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并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留学。
  六月初八日,光绪帝派康有为督办,旨称:“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显然,其中包含着某种成分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思想。
  2.经济改革。维新派重视商务。在《日本书目志》中,康有为称:“商若能盛,国以富强。”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接受总理衙门议请,在各省设立商务局。六月初一日,康有为上折,要求设商学、出商报、立商会,在中央设立商部。初七日,光绪帝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等地试办商务局。十五日,再发上谕,要求各督抚“悉心讲求,次第兴办”,“毋得徒托空言,一奏塞责”。
  为了发展科技、工艺,康有为于五月初八日上折,要求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特许专卖。同月二十五日,光绪帝批准总理衙门所拟专利和奖励章程12条,允许民间设厂,规定凡能制造新器,发明新械,或兴办学堂、藏书楼、博物院、建造枪炮厂者,均可申请给奖,予以专利,授予官衔。
  在农业方面,光绪帝于五月十六日批准御史曾忠彦等人奏请,要求各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农政。七月初二日,康有为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建议在各省建立农学局,设农学堂,办农学报,开农学会,译农学书,绘农学图。初五日,光绪帝谕令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同时命各省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学会,创办农学报。
  3.军事改革。二月二十六日,光绪帝根据荣禄等人奏请,谕令各省武乡试自二十六年(1990年)始,会试自二十七年(1901年)始,童试自下届始,一律停试弓、刀、步、石等传统项目,改试枪炮。五月二十一日,再次谕令奕劻等“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改练洋操。二十七日,谕令水陆各军一律裁员节饷,挑留精壮,勤加训练。六月初十日,命各省将军、督抚筹拨经费,以备添设海军,筹造兵轮。
  4.风习改革。康有为要求将乡邑淫祠改为小学,不仅为了振兴教育,而且也具有改革社会风习的意义。他在折文中批评“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恰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病态。六月二十六日为光绪帝生辰,康有为上折,陈述女子裹足危害,要求光绪帝下诏,改革恶俗,但此折上奏后,却被官僚们以“秽屑不关政体”为理由否决。
  5.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仅在有限的几个方面有所推进。一是是修改衙门条规。二是开放言路。清制,低级官员没有直接给皇帝上书的权利。为此,光绪帝于六月十五日下诏,:“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 三是精简机构。七月十四日,光绪帝接受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奏请,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冗署,外省裁汰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等冗缺,同时命有关官员详议京外应裁、应并各缺,切实办理。四是任用新人。七月二十日,光绪帝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维新派的理想是开国会(议院),在皇权统治下争取部分议政权利。但是,康有为逐渐认为,旧党盈塞,民智未开,如果顽固、守旧分子掌握议院,将成变法阻力,反不如“以君权治天下”,依靠“天锡智勇,千载罕逢”的光绪帝更为简捷。康有为乐观地估计,如此做去,中国只需三年功夫,便可强盛。基于这种考虑,康有为便将奋斗目标改为开制度局,使维新人士参与决策,辅佐光绪,推行新政。但是维新派又估计开制度局的要求一时难以通过,企图另立名目,在旧形式中装入新内容,。六月初,梁启超为刑部侍郎李端棻草拟奏折,提议在内廷“开懋勤殿,议制度”。懋勤殿位于乾清宫内,为翰林修书、入值之处。梁启超提议“开懋勤殿”,其目的仍在于为维新人士创造与皇帝见面,参预决策的机会。李端棻于初六日上奏,光绪帝当日批交奕劻、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复议。开懋勤殿是清廷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旧法,奕、孙不便明显反对,但强调其人选必须“慎之又慎”,算是没有强烈反对。
上述各方面,有些清政府百日维新前已经做的,有些是可以接受的,顽固派所不能接受的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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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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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戊戌政变的发生
  甲、新旧斗争的激化。
  维新运动是一次改革运动,充满着新与旧斗的争。最初的表现是思想斗争和压制反压制的斗争,最终 表现为政治斗争,终于爆发为政变,武力的较量。
  思想斗争。
  压制反压制的斗争。
  用人方针、路线的斗争。
  新旧互劾与礼部六堂官事件   维新派认为要推行新政,必须罢免守旧大臣。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代杨深秀拟折,建议光绪帝为推行新政而“大用赏罚”,“嘉奖其举行者,罢斥其废格者,明降谕旨,雷厉风行”。五月初二日,宋伯鲁、杨深秀上奏,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騤“痛诋西学”,仇视“通达时务之士”,要求令其退出总理衙门。光绪帝本欲将其罢斥,因刚毅说情,改为令其自行回奏。初四日,许在回奏中反守为攻,指责康有为“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要求将其驱逐回籍。二十日,文悌上折赞扬许应騤,攻击康有为“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光绪帝认为此折“受人唆使”,明确批示:“文梯不胜御史之任,着回原衙门行走”。
  光绪帝的急躁情绪。宣布变法维新后,在一段时期内颇有干劲。但是,他的改革举措受到守旧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些举措,守旧大臣虽不反对,但短时期内难以贯彻。光绪帝急于见效,便一次次下诏催促,口气也一次比一次严厉。他很想惩处几个守旧派大臣,借以立威。七月十九日,革去阻挠王照上书的六个礼部堂官。
  王照时任礼部主事。他认为慈禧好名,关心个人权利,没有固定政见,和光绪帝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可以弥合。六月间,王照上折建议光绪帝奉慈禧巡幸中外,造成“奉太后之意以变法”的印象。他按照光绪帝广开言路的新规定,请礼部尚书许应騤和怀塔布代递,为二人所拒。王照在康广仁鼓动下上奏弹劾,又为礼部侍郎堃岫、溥頲所阻。王照称:你们不收,我即递都察院。堂官无奈,只得收下。许应騤为了替自己辩解,反过来弹劾王照“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用心不轨”。七月十六日,光绪帝谕令交部议处。十九日,吏部提议降三级调用,光绪帝认为太轻,谕令革去许、怀等六个礼部堂官的职务,同时表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怀塔布和慈禧太后同属叶赫那拉一族,满洲正蓝旗人,靠亲贵的地位发迹。他的老婆经常出入颐和园,陪侍慈禧太后,直接通天。怀塔布被革职后,立即赶赴天津,与荣禄密谋。他的老婆则到颐和园向老佛爷哭诉,造谣说皇帝“且尽除满人”!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变法本持观察态度,废八股之类的改革可以允许,但是,一涉及满族亲贵的权益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她就不能容忍了。
  七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出园后发布谕旨称,将于九月巡幸天津,举行阅兵。谕旨引起了康有为等人的疑虑,担心慈禧太后借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便以之为借口,开始策划武力夺权。
  乙、戊戌政变
  光绪帝密诏求救   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准备赴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康有为觉得事成有望,便指使王照和徐致靖分别上折,推荐自己和康广仁等为顾问。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刚刚露了几句口凤,发现慈禧怒形于色,就没有敢多说下去。请安中,慈禧太后特别批评光绪皇帝,对怀塔布等人处罚过重,乱了家法。三十日,光绪帝即召见杨锐,交给他一道密谕,内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密谕自述为难之处道:“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皇帝要杨锐与诸同志妥速筹商,找出“良策”,既能罢免守旧大臣,选用新进,变法图强,而又能不触犯太后。他表示:“十分焦急翘盼之至!”这道密诏传出了慈禧反对变法,皇帝力量薄弱,“朕位且不能保”等信息,令杨锐既震惊,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直到八月初二日才将密诏交给林旭。
  在赐杨锐密诏之后,光绪帝又于八月初二日以明诏形式,命康有为迅速离京,“毋得迁延观望”,还召见林旭,命他带给康有为一道密诏,解释命康迅速离京的用意,内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磬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慑,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两道密诏,说明光绪帝已经预感到形势将有大变动。
  康有为策划武力夺权  在对慈禧太后的估计上,王照是一种意见,但康有为则认为,慈禧太后顽固不化,要扩大光绪皇帝的权力,维新变法,必须除去太后。康有为只是一介文人,他完全懂得,必须取得武人的支持和保护。淮军将领聂士成是王照的把兄弟,康想利用这一关系通过王去争取聂,许以直隶总督之任,但是,王照不认为慈禧太后有废皇帝之心,否定此议。康有为觉得,此外就非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是淮军将领袁甲三的侄孙,曾随吴长庆督兵驻扎朝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袁世凯在北京请人译撰兵书十二卷,献给荣禄,自称门生。袁提倡用西洋办法治军,得到荣禄赏识,因此,被委任为新建陆军督办,负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袁世凯不仅捐款资助,而且和康饮酒高谈,称康为“大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胶州湾事件后,袁世凯向翁同龢连上两份说帖,建议选择“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参照西法,就用人、理财、练兵三大项试行变革。这两份说帖康有为未必能够见到,但言谈间必然对袁的观点有所了解,视袁为同志。他便一面派人去袁处,离间袁和荣禄的关系,一面建议光绪帝召见袁世凯,“隆以礼貌,抚以温言,赏以茶点”,争取袁感恩图报。
  当年六月,康有为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到袁世凯幕中,对袁进行考察,同时离间袁和荣禄的关系。袁称赞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并隐约表示对荣禄不满。康有为得到讯息后,决心荐袁。他先替徐致靖草折,要求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加官奖励;接着,又命谭嗣同上密折,要求光绪皇帝收抚袁世凯以备不测。处于孤立状态的光绪皇帝也觉得是个办法,便于七月二十六日命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详细询问军事状况,旋即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原来的职务是直隶按察使,晋升为侍郎,属于不次之拔。初二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谢恩,光绪帝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光绪帝用袁,当然具有“自保”的意味,但未必有具体打算,而康有为荐袁,则已经有了明确方案。唐朝宰相张柬之为了废掉武后,曾命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兵入宫。康有为熟知史事,想重新搬演这一故事。七月二十七日,谭嗣同的好友,和会党广有联系的毕永年到京,康有为便于二十九日夜动员毕扮演李多祚的角色。他的计划是,派毕到袁世凯军中当参谋,在袁军包围颐和园之际,由毕率领百名士兵逮捕并处死慈禧。袁世凯在受到光绪帝的不次之擢后,曾向康有为送过一张感谢帖,表示蒙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康有为收到此帖后,更加坚定了用袁之心。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八月初三日,林旭到南海会馆,将光绪帝要康有为尽快离京的密诏交给他,同时带来的还有光绪帝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密诏,康有为找来谭嗣同,共同跪读,又召来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研究营救光绪皇帝的计划。这时,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来了。康有为等便有意哭得更响亮、更动情一点,企图以此感动徐世昌。这样,徐世昌也哭将起来。于是,南海会馆里顿时一片哭声。
  谭嗣同不赞成康有为依靠袁世凯,围园除后的方案,但他也别无良策,便听从康的意见,建议电调唐才常到京协助。八月初三日夜,谭嗣同到法华寺夜访问袁世凯,直率表示:“皇上现有大难,非公不能救!”袁当即作出大惊失色的样子,询问“皇上难在何处”。谭称;“荣某近日献策,将废君弑君。”随即出示一份拟就的奏折草稿,内容大意是:“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袁读后问谭:“围颐和园欲何为?”谭答称:“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他向袁坦陈:“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谭并向员袁保证,皇帝一定会批准这一计划:“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明日皇上定有朱谕一道,当面交给您。”
  至此,关于计划本身,袁世已无话可说,他便摆困难:“北洋宋庆、董福成、聂士成各军,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内有旗兵数万,本军不过七千人,能够动用的不过六千人,如何能办此事?”他还谈到:“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他要求谭容许他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然后再回复具体办法。他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而谭嗣同却一再催促,声色俱厉,要袁立即决定,以便入宫面奏。袁世凯觉得谭嗣同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转变语气,推延到九月行事,他说:“九月皇上即将巡幸天津,到时军队汇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他向谭嗣同保证:“此事在我,你可放心。”谭即鼓励袁:“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立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拍了拍脖子:“如您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以得富贵。”谭嗣同觉得该摊牌了,以激烈的语气将两条路摆得分分明明,要求袁世凯决断。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说着,袁世凯慷慨激昂起来,“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这时,谭嗣同从座上起立,连连向袁世凯作揖,称他为“奇男子!”最后,谭嗣同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除去,才能办事!”
  袁世凯没有答应马上行动,谭嗣同很失望;但是,袁世凯也没有坚决拒绝,这使谭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康有为除寄希望于袁世凯外,还寄希望于列强。当年四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八月初三日,康有为见到光绪帝的密诏后,立即会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提出以李为光绪皇帝的顾问,李则建议“联中国、日本、美国、英国为合邦”,共同抵御俄国。初四日,康有为访问李提摩太,拟请英国驻华公使出面相助,但公使已到北戴河避暑;再拟寻美国公使,美国公使已赴西山。
当日下午,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慈禧太后突然回宫是杨崇伊头天上奏章的结果。杨崇伊,江苏常熟人。进士出身,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他和李鸿章是姻亲,其活动常有李的背景。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后,他曾上疏弹劾强学会和文廷式。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撤职后,他即继怀塔布之后赴津与荣禄密谋,确定计划。八月初三日,他通过弈劻向慈禧上奏,声称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称:今春会试,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奏章激烈地攻击维新运动,说是“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奏章特别提出:“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要求慈禧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密捕大同学会中人,分别严办。在旁哭诉的除庆亲王奕劻,还有端王载漪。
  杨崇伊的这道奏章很有煽动性。它不仅迎合了慈禧的守旧心理,而且也迎合了慈禧对洋人的疑惧感。伊藤博文原是日本的总理大臣,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对手。戊戌年下野后,以从事远东外交自任。七月二十三日来华,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先后会见总署王大臣、康有为、张荫桓等人,定于八月初五日晋见光绪皇帝。当时,李提摩太已经提出,建议中国政府聘请伊藤为顾问,中国官员中也有聘任伊藤为“客卿”的类似意见,还传说伊藤有可能进入军机处。等等。杨崇伊奏章中所说伊藤“将专政柄”,即指此类传说。慈禧本来就担心变法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现在则更担心“洋鬼子”和皇帝“结合”!
  八月初五日,光绪帝首先召见袁世凯。袁奏请光绪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不必“操之过急”。他建议选用“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出而主持变法,并且意有所指地说:“新进诸臣,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自从谭嗣同夜访后,袁世凯就“反复筹思,如痴如病”。这时候,袁世凯显然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政治走向。据袁世凯日记记载,光绪皇帝听了这一段话后,“颇为动容”。但是,“无答谕”。
  当日中午,光绪皇帝召见伊藤博文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光绪帝称:“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之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朕愿闻贵爵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在伊藤表示“敬奉谕旨”之后,光绪皇帝又说:“常与贵国同心协力,永久继续亲密国交,是朕所最为切望的事。”
  慈禧太后还宫之后,即下令呈缴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个新章京所签各项文件。八 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同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声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捕拿,交刑部治罪。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革职永不叙用。命下,崇礼立即出动士兵,查抄南海会馆。不过只抓到了康广仁,前一天,康有为已经谭嗣同力促,遵照光绪皇帝指示,离开北京,经天津,换乘英船南下。
  六君子就义  袁世凯八月初五日向光绪帝请训后,当日回津,到总督衙门拜见荣禄,“略说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只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说话间,有荣的幕僚等人入坐,袁不便畅言,约定第二天早晨再访。次日晨,荣禄突然访袁,袁详述谭的夜访情况。接着,二人筹商如何既向慈禧报告而又能不牵累光绪帝,未有善策。当日,杨崇伊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政变消息。初七日,杨崇伊返回北京,向弈劻报告袁所述情况,弈劻飞报慈禧。初八日,慈禧讯问光绪皇帝,同时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
  自八月初八日起,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张荫桓、徐致靖等陆续被捕。杨深秀因上疏反对慈禧训政,也同时被捕。接着,清政府又下令拿办杨崇伊奏章中提到的孙文和文廷式。同月初十日,“上谕”称:皇帝病重,命中外保荐精通医理之人。十一日,清廷宣布:恢复被光绪帝精简掉的詹事府、通政司等机关;禁止士民上书言事;停办官报馆,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同日,慈禧太后下令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谭嗣同等人。次日,加派御前大臣会审,但不久又通知“勿用审讯”。十三日,清廷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次日,清朝政府发布“上谕”云:“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获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结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显然,这“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新罪名,自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
  谭嗣同等牺牲这一天,北京先是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当时,严复正在北京,作诗哀悼说:“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他对谭嗣同等被害表现了强烈的不平,也勉励自己,不要因此灰心,要为中国的改革和富强继续奋斗!
  六君子被害后,慈禧懿旨宣布:科举考试“悉照旧制”,停罢经济特科,裁撤京师农工商总局。二十六日,慈禧通谕严禁联名结会。至此,戊戌维新的成果摧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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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及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
  戊戌失败的原因。
  一、 顽固派的强大。大权不在维新派手里,也不在光绪皇帝手里。  刚毅、荣禄、李鸿章,朝廷中压倒多数的是守旧派。更重要的是最高领导权在慈禧手中。
  光绪想重用维新派,一再受阻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表示中国危亡,“皆守旧者致之耳”,“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有为鼓励光绪帝统筹全局,采取“全变”的大动作,“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声称“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光绪帝听得心花怒放,肯定康有为“条理甚详”。康乘机询问:“皇上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帝目睨帘外,叹气道:“奈掣肘何!”康有为心知慈禧太后是阻力,建议皇帝就“现在之权”,“扼要以图”,将开民智作为首务。对康有为所述,光绪帝都点头称是。召见结束后,光绪帝有意重用康有为,但荣禄、刚毅反对,仅着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致除光绪帝一个光杆司令外,维新派几乎没有其他助力。
  慈禧太后的态度及其容忍限度。
  1.一定程度内可以容忍。光绪帝发布变法诏书当然经过慈禧太后同意,有些改革,例如变更科举制度等也可以同意。
  2.控制。但是慈禧对光绪并不放心,力图加以防范。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连发五道上谕,其中一道规定凡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亲向慈禧太后谢恩。另一道命翁同龢开缺回籍,其理由是:“近来办事多未协允,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 翁的开缺原因复杂,但他和守旧派的矛盾应是主因。同日,光绪帝还发布上谕,命王文韶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由荣禄暂行署理等。据当时在宫中任苏拉(勤务员)的苏继祖记载:“是日谕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资料系日》,第692-693页)
  3.观察。看看做得怎么样
  4.关键时刻动手。严重触犯了王公贵族的利益。引用外国人。日本人伊藤博文的召见,“客卿”之议。
  在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就应更加小心谨慎讲究策略,讲解方法、步骤。切忌莽撞、急躁、冒进。
  二、指导理论的局限。
  1.康有为的两部理论著作缺乏科学性。变法救亡,本是当时人的普遍要求,但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却不能取得普遍认同,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康有为刊行《新学伪经考》。该书认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为刘歆伪造,目的是为了协助王莽篡夺汉朝,建立新朝,因此,历来为古文家所尊崇的传世儒学经典并非孔学“真传”,而是“伪经”。此说一出,传统儒学的神圣地位立即受到挑战。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给事中余联沅奏劾康有为“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要求焚毁该书,禁止粤士从学。康有为不得不应龙泽厚之邀, 到广西讲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再刊《孔子改制考》,声称孔子“与时更化”,首创“选举”制度,提倡“开议院”,“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是“托古改制”的“素王”。康有为的本意是借助孔子的权威,减少变法的阻力,但是,由于结论过于武断,难以服人,结果,招致翁同和、张之洞等许多人的不满,反而增加了阻力。
  康有为在北京强学会略有头绪后,即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二十九日离京,到江宁,会见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对谈多日。张要求康有为不谈“公羊学”和孔子改制,为康拒绝。
  《强学报》出刊,首载三文之一就是《孔子纪年说》。报名之下,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字样。该报继续宣传孔子改制思想,提出“幡然改图”,“开议院,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等主张。十二月初七日,北京强学会被弹劾,张之洞随即嘱幕僚致电上海,指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当时《强学报》仅发行到三号。
  翁同和,认为康的学说是“野狐禅”
  2.某些方面的激进宣传增加了阻力。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激进方针,反对君主制度和满洲贵族宣传。二十四朝的君主大多是民贼。“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王先谦的态度。
  易鼐: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
  陈宝箴认为“过于偏激”,张之洞认为“十分悖谬”。
  樊锥: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无人非天之所生,则无人非天之子也。结果被驱逐。
  不懂得宣传要考虑统治者的容忍程度和社会的可接受程度。
  三、维新派以及光绪帝的策略失误。
  开制度局、懋勤殿的主张又严重侵夺王公大臣们的既得利益。
  康的开制度局的建议侵犯军机处的权力,被大臣们视为为“是废我军机也”。他们表示:“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军机大臣王文韶表示:“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世铎领衔上奏,认为皇上延见廷臣,随时召对即可,实际上否定开制度局的必要。
  光绪帝虽有心变法,但他仓促下令精简机构,凭添大量阻力;对礼部六堂官的处罚也嫌过重,易于失去同情。杨锐曾向光绪帝建议三条:第一,对慈禧,“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第二,变法宜有次第;第三,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激进好,还是缓进好?彻底好,还是留有余地好?这要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是双方力量对比来决定。什么是经过奋斗可以做到的?什么是勉强做了只能遭致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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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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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是巨大的。
  一是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促西逃,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不能不对慈禧太后的思想发生影响。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声称“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诏书指责康有为所讲“新法”,乃是“乱法”,辨称皇太后所为,乃是“剪除叛逆”,并非“不许更新”,要求军机大臣、各省督抚等,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在两个月内详悉条议。
  编练新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廷下令自明年始,停止武科考试,传统的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被淘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十六日,清政府接受袁世凯建议,设立练兵处,统一领导训练新军事宜。至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全国各省共编练新军14镇,18协,4标,外禁卫军2协,总兵力约20万人。
  新军仍采传统的募兵制,但已不同于旧军。它采用日本操法训练;全部装备近代武器,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混合编组;士兵文化程度较高;军官大多毕业于新式军事学堂,年龄较轻,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技能。因此,这是迥别于绿营、巡防的一支新式武装。
  废科举,兴学堂  变法失败后,清廷一度复活八股取士制度,但为时不久,即宣布废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廷下令自明年始,乡试、会试均用策论。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建议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名额三分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等再次联合上奏,声称“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同月,清廷下令自丙午(1906)年开始,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及岁考,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大业三年(607年)朝,至此,已推行一千三百余年。它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大事。
  清廷在逐步废科举的同时,不断推动新式学堂的兴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廷命各省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县书院改为小学堂。次年七月,清廷颁布管学大臣张百熙所拟《钦定学堂章程》,将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七级,被称为“壬寅学制”,但公布后并未实行。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清廷批准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三人共同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养院四年,初等教育九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等教育五年、高等教育十一年至十二年(预科性质的高等学堂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研究院性质的通儒院五年)。学生从进入小学至通儒院毕业约需二十五至二十六年。普通教育之外,另有师范、实业两个教育系统。这一教育制度,通称“癸卯学制”,一直实行到辛亥革命发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月,慈禧太后指示学部振兴女学。次年,颁布《女子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取得合法地位。宣统三年(1911年),允许初等小学堂男女合校。
  清廷向由礼部管理科举,国子监管理国学,此外就没有管理教育的机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及全国学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清廷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管理全国教育。次年,各省设提学使司,管理全省教育,在府州县厅设劝学所,下分若干学区,每区设劝学员。
  清廷虽然决定兴办学堂,迈开了教育现代化的步子,但是,清廷又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学部成立后,进一步规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这就决定了清末的教育仍然有浓厚的封建性。
  在各方推动下,清末学校教育发展迅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学校719所,宣统元年(1910年),发展至52,000多所,增加73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有学生6,943人,宣统元年(1910年),发展至1,562,170人,增加225倍。
  在兴办学堂同时,清廷开始较多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同时规定,对自费留学,获得优等凭照归国的学生可以一体奖励,“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 由于日本邻近中国,因此,大批学生涌向扶桑三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274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608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即发展至8千人,次年,增加至1万2千人。 但是,据学者研究,当时有不少学生兼有数校学籍,其实际人数约在八千六百人左右。
  奖励实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清廷应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奏请,设立商部,以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为左右侍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将工部并入商部,改设农工商部。商部和农工商部都陆续公布过一系列鼓励发展实业的章程,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等。其中《公司律》共11节131条,规定凡向商部注册的局、厂、行号、店铺均享“一体保护之利益”;各项公司,不论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均应遵守商部定例办理”;凡“附股人”(投资者),不论官阶大小,有职无职,皆“利益均沾”,“无稍立异”。《商标注册章程》共28条,为商标制作、注册、注销、保护、惩罚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详细规定。《破产律》共69条,规定了申报破产条件及处理办法。三者在中国法律史上均属首创。
  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商部、农工商部陆续颁布过《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规定可根据集股额多寡,分别赏给不同的官衔,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农工商部颁布的《改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集股800万元,可获商部头等顾问官头衔,加头品顶戴;集股300万元,可任命为商部头等商务议员,加五品顶戴。为了奖励发明、创造,农工商部于光绪二十二年(1906年)颁布《奖励商勋章程》,规定凡能制造新式机器者,奖一等商勋,加二品顶戴;有特别发明、创造者,破格奖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获头等议员称号,其他许鼎霖等人则分获三等至五等议员称号。
  新政允许商人组织各种商业团体。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商部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颁布《试办银行章程》。度支部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银行通行则例》,对认股、发行纸币、经营金银、外汇等问题作出规定。
  清廷实施奖励实业的政策后,民用新式企业发展加快。如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资本额为100,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300,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即发展至700以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全国各地商会发展到近三百个。
  法制改革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一日,修订法律馆开馆,首先翻译外国法律,如:德意志《刑法》、《裁判法》,俄罗斯《刑法》,日本《现行刑法》、《改正刑法》、《陆军刑法》、《海军刑法》、《裁判所构成法》等,同时,着手删修《大清律例》。该律例沿袭明律,顺治以后陆续增益,死罪竟多至八百四十余条,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苛繁律例之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沈家本、伍廷芳奏请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重刑、酷刑,并建议轻罪不准刑讯,笞杖改为罚银或劳役,都得到清政府批准。次年,沈、伍奏请试行《刑事民事诉讼法》,设立陪审员及律师。《刑事民事诉讼法》多达5章260条,是前此中国不曾有过的法律。
  清末,沈家本等完成的另一项工作是《刑事诉讼律草案》。该稿提出原、被告待遇同等,允许被告人用辩护人及辅佐人,审判公开,以及不服一审、二审,均可上控等现代审判原则。清廷发交宪政编查馆复核。第二年,因辛亥革命爆发,未能颁行。
  清廷推行新政的目的是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但是,新政是具有现代化性质的进步改革。它表明,清廷虽然顽固,但终于无法抵御历史潮流,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顺应时势。新政实施的结果之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有所发展;之二是促进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也促进了一支新型军队的发展。这一文一武两支队伍,不久以后,都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
  清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有所进步。这就是它在1905年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6年宣布“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其后,陆续成立资政院,分“钦选议员”、“民选议员”两种,“以立议院基础”。1909年,各省在普遍选举的基础上成立谘议局。这些地方,已经超出了戊戌时期维新派的要求。但是,当时革命党人的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立宪派的要求是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的些微进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1911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将国家大权集中在少数贵族身上。这样,它就将自己推到了中国人民的反面。
  二是它激起了人们对满洲权贵的愤恨,此后,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革命党人即进入历史舞台中心,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康有为的道路是一条和平改革、缓慢前进的道路,社会成本最小,引起的震荡、震动也最小。它的失败就刺激了人们走另一条道路,武装革命,这样,社会成本,所引起的震动、震荡旧大得多了。
  孙中山在1894年就创建兴中会,提出十六字纲领,但是,应者寥寥,而在变法失败后,力量迅速扩大。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只用了13年时间。
  三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守旧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
  维新派:“变者,古今之公理。”“大变”,“全变”,“速变”
  守旧派:“君权天授”,君权为重:“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维新派:“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民权与君权两重”、
  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
  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
  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是打着孔学的旗号反对孔学,是不彻底的启蒙,跪着的启蒙。
  近代中国的四次思想解放运动。戊戌。五四(推倒以孔子和儒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八股、老教条)。延安整风(打倒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洋八股、洋教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比标准(推倒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新八股、新教条)。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日新月异,迅速变化。现在提出与时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
  可见,八股、教条的生命力,思想解放是长期任务。
  四、是它成为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1. 戊戌变法后,学堂、报刊、学会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2. 文化革新运动
  诗界革命,耶教、儒教、佛教合一的新学。使用新名词;以旧风格含新理想,将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旗帜和榜样。
  小说界革命:1897年,《国闻报》刊载小说,开一代风气。严复、夏增佑在他们的文章中第一次论述了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特别是小说对下层社会群众的巨大作用。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新小说》,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小说杂志。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从小说的艺术特征和特殊的艺术感染力方面充分论述了小说的社会作用,空前地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据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小说有四种力量:熏(感染力)、浸(时间渗透力)、刺(短时间的冲击力)、提(使人趋于高尚的提升力)。认为“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舆论为之一变。”“政治小说为功最高。”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 小说界革命始。”促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
  文界革命:黄遵宪的言文合一主张。“明白畅晓,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白话文运动。白话为维新之本。白话报的大量出现,成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前驱。五四时期的高明之处,仅在于将白话引入文学的圣殿。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民体
  道德革命:新民说,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提出。梁启超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认为欲新一国,则不可不新一国之民。新的国家,新的社会,必须有新国民。他对传统道德的许多方面提出批评,要求出现具有新性格的新国民。
  史学革命:以新史学为中心的学术转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
  梁启超的《中国史界革命案》。梁对传统史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过去的历史书是帝王的家谱,是专制帝王保持其一家一姓统治的手段,是本纪、列传的汇集和史实的堆砌,不能说明社会进化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指出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历史“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
  上述文化革新主张的提出,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在这一方面,维新派的成绩大于革命派。
  综观戊戌变法以来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慈禧太后的屠刀虽然可以暂时中断变法的历史进程,但是,历史的总潮流终究是无法阻拦的。还是孙中山讲得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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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 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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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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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


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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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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